1959年，在庐山的一座别墅里，贺子珍做梦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老朋友。那人对她点了点头，但还没来得及打招呼。
贺子珍已经激动得泪流不止。
自从分别后，总是想着再见面的情景，梦里也常与你相聚。今晚我把灯芯拨得更亮，仔细看着你，生怕这相聚只是个梦。
贺子珍微微颤抖地伸出手，那人也伸出手来紧紧握住。他温和地说：“贺子珍同志，好久不见了。”
这时贺子珍才明白，眼前这位已经不是当年与她恩爱的丈夫，而是伟大的领袖毛泽东。
“贺子珍同志”，当年在苏联，那封跨越大洋的信中也是这样既客气又有些疏远地称呼。
贺子珍终于忍不住哭了起来，她是何曾感到懊恼，何曾感到悔恨。
润芝，我们是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。从曾经最亲密的伴侣，变成了如今只是点头之交的朋友。
看到贺子珍那红肿的眼睛和止不住的眼泪，毛泽东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自从上次分别以来，他们已经有22年没有见面了。
今日再相见，望着精神萎靡的贺子珍，毛泽东几乎想不起记忆中那个充满活力、热情洋溢的姑娘。
可是只要一想到二十多年前的井冈山，那份记忆仿佛又鲜活了起来。
那时候的延安不像现在。秋收起义失败后，毛泽东带领队伍上了井冈山。就是在那荒凉的群山之中，他遇到了后来的伴侣贺子珍，被称为永新的美丽花朵。
毛泽东初次见到贺子珍时，感到非常惊讶，没想到井冈山的领导人里还有一位如此年轻的女子。
贺子珍不像大多数女孩子那样害羞娇弱，见到毛泽东脚上的伤口又烂又疼，她立刻主动帮他清洗上药。两人认识的第一天，毛泽东就对这个女孩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。
那时候的贺子珍，开朗大方，做事果断利落，就像一位豪爽的侠客。
有一次，朱德和毛泽东在屋子里开会，敌人突然冲进来。危急时刻，贺子珍拿着枪冲了出去，把敌人引开，保护了大家。
毛泽东一直记着那英姿飒爽的一幕。贺子珍骑着马，枪法利落，朝两边各开了一枪。敌人果然上当，跟着那个骑马的姑娘追了过去。
正当大家为她的安全担忧时，贺子珍却毫发无伤地骑马回来了，兴奋地向大家讲述她的经历。她巧妙地利用地形，把敌人弄得团团转。
毛泽东当时被贺子珍的勇敢和无私深深打动了，她是一个不怕死、为了大局愿意牺牲自己的坚强姑娘。
后来，工农革命军攻下了新城，毛泽东打算去看看当地的情况，袁文才于是向他介绍了贺子珍。
毛泽东征求贺子珍的意见，贺子珍没有犹豫，当即痛快地答应了。
贺子珍是个特别聪明的姑娘，不仅毛笔字写得漂亮，还会好几种方言。她对湘赣边界那边的风俗习惯、民情民俗都特别了解。工作起来特别有干劲，像一团火一样热情，空闲的时候还能聊诗文、讲书籍，特别有文化。
每当工作累了，毛泽东都会找贺子珍聊聊天，有时还会一起在晚饭后到田间小路上散步。
那正是贺子珍青春觉醒的时期，每天和杰出的领导人毛泽东在一起，心里自然就对他有了好感。
在大家的帮助下，毛泽东和19岁的贺子珍结为夫妇。婚礼那天虽然很简单，但两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
有一次，贺子珍在帮助伤员撤退时，遇到了敌机轰炸。为了保护伤员，她毅然扑倒在病人身上，结果地上的弹片大多扎进了她的背部，鲜血直流。
当医护人员要取弹片时，没有麻药，便咬着牙，狠下心来让人按住贺子珍。他们用夹子把身体表面的弹片一点点夹出来，还有一些弹片扎得很深，夹不出来。
清醒后的贺子珍疼得脸色发白，全身都在发抖，但她依旧没有发出一声呻吟。
当毛泽东得知此事时，他正忙于研究如何智取金沙江。他非常担心，立刻派人送医生和担架过去。
他坚决要求，无论如何不能让贺子珍留在村民家中，就算是抬也要把她带走。
后来，贺子珍被战友们轮流抬着，送到了毛泽东面前。
看着担架上脸色苍白的妻子，一向英勇果敢的毛泽东也忍不住落下了泪。他心疼地轻轻抚摸着贺子珍的脸，柔声呼唤着她的名字。
贺子珍长时间处于昏迷状态，朦胧中仿佛听见了丈夫的声音，想要睁开眼动一动身体。却不小心拉到了伤口，疼得她直皱眉头。
毛泽东急忙扶住贺子珍，让她不要乱动，好好休息养身体。
窗外风越刮越大，呼呼作响地拍打着窗户，毛泽东从回忆中回过神来，看到贺子珍满眼含泪，递过去一块手帕，最终还是忍不住先开了口。
这些年生活怎么样？
贺子珍接过手帕，调整了一下心情，然后与毛泽东慢慢地说起了话。
现在屋外，水静和主席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正坐在客厅里耐心地等着。
前不久，水静收到了来自中央的通知，让她陪同贺子珍去“美庐”别墅。到了之后，她才发现主席也在那里。
此刻，两个老朋友正在聊天，偶尔能听到他们的谈话声，但听不真切，还能隐约听见女人的抽泣声。
没有人清楚他们在那一个小时里具体聊了些什么。
只是老朋友见面，聊了几句后，难免会提起旧事。那些过去的伤痕本已被时间的风雨覆盖了一层厚厚的痂，现在又被揭开，痛感随之而来，鲜血再次流出。
过了很久，贺子珍颤颤巍巍地走了出来，眼圈红得厉害，不过她看起来比之前好了一点。
工作人员走到水静面前，告诉她，主席想见她。
水静有些惊讶，但还是安静地跟着走了进去。
房间内，主席看起来有些疲惫，脸色不太好，手里还夹着一支烟。
不行了，我小时候打的针太多，现在说话都糊里糊涂，问东答西的。
水静没有开口，只是静静地听着。
“她现在挺兴奋的，你得留神她的状态，千万别让她一个人待太久，好好陪着她。”
水静重重地点了点头，注视着主席将烟头掐灭在烟灰缸里，随后显得有些疲惫地走到窗前站立。
毛泽东想不起来，贺子珍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固执已见、任性妄为了。
这段幸福的婚姻，就像打碎的瓷器一样，再也无法修复如初了。
她刚开始时只是不愿意好好休息，非要到处奔波地工作和学习。他一再劝她，可是她不听，一点也不顾惜自己虚弱又受伤的身体。
他知道她性子要强，不愿意变成拖累，拼命学习就是想多做一点事，帮他分担重任。可是他宁愿贺子珍什么都不会，好好在家里修养身体。
她刚安定不久，就吵着要去抗大学习，这自然让毛泽东不同意。
抗大的学习强度很大，每天还有军事化的训练。对于一个身体里藏着弹片没拿出来的，又因为生孩子大出血的女人来说，能受得了吗？
贺子珍特别倔，毛泽东怎么劝说都没用，她还引用一堆例子来反驳。最后毛泽东拗不过她，只能同意她去抗大学习。
她的身体果然吃不消，跟不上课程进度，训练也显得特别吃力。再加上那边环境不好，她的老毛病又犯了，而且这次来势更猛，直接倒在了地上。
毛泽东听说这件事后，连忙让人把她接了回来。原本以为这次她会吸取教训变得懂事些，没想到她反而变本加厉，更加任性了。
有一天，一位美国女记者来到延安，西方人向来热情好客，见面时拥抱致意。毛泽东只是和平常一样，与那位记者进行了交流，并在晚上一起跳了一支舞。
没想到贺子珍吃起了醋，不仅对记者说了难听的话，还动手打了起来。毛泽东批评她不懂事，不顾及影响，但她不仅不承认错误，还很不服气。
那天晚上，两个人吵了很久。毛泽东实在忍不住了，说：“我们不能再吵了。这三间窑洞，我们各住各的，你走你的，我走我的，谁也不见谁，这样总可以不吵了吧！”
他又说：“如果你觉得这里不合适，你想学习的话，可以去抗大，也可以去公大，甚至可以去苏联深造……”
原本他只是想在争吵中让大家冷静下来，说的是一时冲动的话，没想到贺子珍真的走了。
1937年，贺子珍因为和毛泽东闹矛盾，她怀着孩子，偷偷地去了西安，结果擅自把孩子打掉了。
毛泽东得知此事后，气得说不出话，她经常不听劝告，我行我素。
他连续七次发电报请她回延安，但贺子珍坚决不肯回去。她甚至抓住一次机会去了苏联。毛泽东得知后，极力想把她留下，但她连句话都没说就独自离开了。
回想过去的时光，毛泽东心里依旧感到不快。他望着窗外，看到水静扶着年老的贺子珍上了汽车，汽车渐渐远去。
毛主席叼上一支烟，刚吸了两口就剧烈地咳嗽起来。咳了好一阵子，他叹了口气，无奈地说：“真是倔得很！”
车子在平坦的路上行驶，贺子珍心里突然感到酸涩和伤感。她忍不住又红了眼圈。
她现在非常后悔，当初自己的固执和不听话，把婚姻生活搅得一团糟。
可是这一切，她又何尝没有苦衷呢！
贺子珍经常想，要是当初没那么要强，他们可能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了。
几年后，延安成了革命的圣地，来自五湖四海的有志青年都涌向延安。毛泽东的工作越来越忙，贺子珍很久都见不到他一面。
那时候，贺子珍发现自己的能力远远不够用。随着见识的增长，她越来越觉得自己知识的匮乏。她渴望学习，希望能帮上毛泽东的忙，处理一些事务。
她的身体一直不好，再加上受伤后更虚弱了，总是拖着丈夫的后腿。她心里有点埋怨自己太没用。
随着毛泽东的工作日益繁忙，他几乎没有时间注意到妻子情绪的变化。
当这对夫妇好不容易有机会坐下来交谈时，贺子珍却异常安静。毛泽东不清楚她为何不高兴，正准备安慰她。
随后听到贺子珍说想去外地深造，打算去抗大。
去学习是个好主意，但是毛泽东当时坚决拒绝了。
贺子珍对丈夫的决定不太满意，她据理力争。最终，这场争论以毛泽东作出妥协而告终。
但是贺子珍后来因为身体原因不得不返回延安，那段时间，她真的很难受。
她的身体里留有未取出的弹片，每当天气转阴或下雨时，就会隐隐作痛。
就在那一刻，她发现那个外国女人和自己丈夫关系亲密，心里顿时五味杂陈，忍不住大声责骂起来，完全不顾自己的形象。
老公为了整体考虑，批评了自己，她心里感到很委屈。虽然知道是自己的错，但她还是很难过。
后来，她总觉得自己的知识面太窄，想继续外出学习。不过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她发现自己又怀孕了。
那段时间，贺子珍心里很烦躁，做任何事情都不顺手。她和毛泽东在一起已经十年了，前后怀孕了六次，用她自己的话说，“生孩子让她感到害怕。”
那时候环境非常艰苦，食物和衣物都极度匮乏，接连出生的孩子要么早早夭折，要么失去了音讯。再加上她自己长期受伤未愈，这些都让怀有身孕的贺子珍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。
她独自一人去了西安，为了毛泽东，她在那里终止了怀孕。
毛泽东得知此事后气得不轻，但她也是有苦难言。
她性格坚强，不愿落后，不想总是依赖丈夫，她也希望自己能成长，和他一起分担革命的重任，共同面对困难。
那时候不也是这样过的吗！
为了更好地提升自己，她决定去苏联学习深造。她想学习那里的先进马列思想，等到回去的时候，能更好地帮助分担工作。
贺子珍最想的是，苏联那边的高级医疗条件能治好她的病，把体内的弹片取出来。这样她就能恢复年轻时的健康了。
贺子珍怎么也没想到，她一直向往的苏联竟成了她一生噩梦的起点。
在苏联的一家医院里，医生仔细检查了她的身体，然后遗憾地告诉她，她身体里的弹片已经取不出来了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那些弹片早就深深嵌在她的肉里，怎么也拽不出来了。
贺子珍只能把精力放在学习苏联的先进思想和文化上。
不过，学习一门全新的语言对她来说很不容易，更何况她还得靠自己养活自己。
一天晚上吃完饭后，读报员开始给大家念国内的新闻。正好有一条是关于延安的，大家的目光都转向了贺子珍，带着些玩笑的意味笑起来。有的同志还起哄，让读报员先念这条消息。
贺子珍有点害羞，但她没有拒绝大家的请求。她已经很久没有收到他的信了，虽然两人相隔万里，她的思念就像决堤的洪水，一发不可收拾。
报务员开始念报纸，每个人都在聚精会神地听。
“我们报社的记者去延安采访毛泽东。毛泽东和他妻子在窑洞里聊了很久，然后他们踏着月色在窑洞外送行。”
毛主席的夫人！
这个消息像一颗炸弹一样，炸响在贺子珍的脑海里，让她感到有些懵。
过了好一会儿，贺子珍才慢慢缓过神来，发现自己的手腕因为紧握而变得麻木，她感到非常尴尬。
阅览室里一片寂静，大家都你看我我看你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
过了好一会儿，终于有人鼓起勇气说：“这么远的事情，可能是谣言，报纸上写的不一定真实。”
贺子珍挤出一个苦笑，神色落寞地走出了读报室，背影显得那么柔弱无助。
贺子珍可不希望这一切都是谣言。周恩来和妻子从远方来到苏联，带了一封国内的信给她。此时，贺子珍已经在苏联待了一年。
那一刻，所有的伪装都被揭开了，真相就这样赤裸裸地展现了出来。
毛主席在信里说：“我这里一切都挺好的，不用挂念。希望你好好学习，政治上也要进步。以后我们就一起并肩战斗了。”
贺子珍哭得非常伤心，眼泪像开了闸的水一样流个不停，仿佛要把所有的痛苦和不满都冲走。
十年前，他们从朋友变成了夫妻。
十一年过去了，他们从夫妻变成了好朋友。
世上的伤心得事有的会随着时间淡去，但也有些会长存心中。比如贺子珍，她尽管很快调整好了自己的情绪。
但是心中空落塌塌的那一块，是无论如何努力学习、拼命工作也填补不回来的。
那时候，许多去苏联学习的同志都回到了国内，但贺子珍却不想回去。她害怕面对那段感情的混乱，害怕别人的闲言碎语，甚至害怕遇见毛泽东和他的新妻子。
她决定留在苏联，尽管在异国他乡有很多不便。
从前，她是个无所畏惧的女战士，手持武器，骑马冲锋，巧妙地把敌人引得团团转。如今，她却因害怕遇见旧识，躲藏在异国他乡的某个角落，默默地疗伤。
毛泽东注意到许多革命战友都从苏联回来了，唯独少了那个熟悉的面孔。作为她过去的伴侣，他自然能理解她的为难和内心的挣扎。
于是他想了想，决定让人把四岁的女儿娇娇送到苏联，送到她妈妈身边。
1940年，娇娇来到了一个遥远的国家。贺子珍见到自己心爱的女儿时，泪水忍不住地流了下来，她紧紧地拥抱着女儿，仿佛抓住了生命中最后的一丝希望。
她那曾经空荡的心似乎渐渐地又充满了希望。
后来，贺子珍不止一次地跟同事们分享她与自己可爱女儿重逢的故事。
贺子珍高兴地抱着怀里的女儿，温柔地问她：“你是谁呀？来干什么呀？”
娇娇歪着脑袋，开心地说：“我是娇娇呀！我来找妈妈了。”
“你妈妈是谁呀？”贺子珍满脸期待地瞅着女儿。
“我妈妈是贺子珍！”娇娇一脸骄傲地回答。
“那你给妈妈带了什么礼物呀？”
娇娇愣了一下，随即开心地说：“我给妈妈带来了我的陪伴！”
贺子珍终于忍不住亲了亲女儿的额头，把她紧紧抱在怀里。
在遥远的异国，她唯一的依靠和希望就是娇娇。
只是，贺子珍可能永远不会意识到，她的生活正在进入一条漆黑的巷子，里面充满了各种魑魅魍魉。她也没有料到，自己会在那条黑暗的巷子里待上七年，伴随着无数次的发狂和癫狂。
而支撑她坚持下去的，正是女儿娇娇。
1940年，苏联战乱不断，贺子珍的日子过得非常艰难。她每天都要给前线的战士织袜子来补贴家用。然而，屋漏又逢雨，床头漏水，娇娇因此病得很严重。
贺子珍到处求医，终于救回了女儿的命。
由于要照顾生病的女儿，贺子珍根本没有空闲时间织袜子，结果工作也就耽搁了。
那天，国际儿童院的女院长气势汹汹地来到贺子珍家，要求娇娇立刻回学校。但是贺子珍担心女儿的病情可能会复发，便请求再让娇娇在家待一段时间。
女院长不理睬贺子珍的请求，冷冰冰地对她说：“你这个懒女人，已经很久没有交袜子了，快去工作，不然就没有吃的了。”
贺子珍告诉她这段时间一直在照顾女儿，几乎没有时间工作，她会努力工作，只希望娇娇再在家休息几天。
那位女院长对贺子珍非常不好，把她当成一个没人要的女人，不把她放在眼里。她常常傲慢地指挥贺子珍做事，还说贺子珍是个懒惰的害群之马。
贺子珍爱也曾是一位英勇的长征老兵，怎么能忍受这种无端的诽谤。于是，她与那位女院长据理力争地进行了反驳。
那个女院长气得脸色发青，狠狠地摔门离开，临走时还威胁说：“你这是疯了吗？等着瞧，我非得把你送进精神病院不可。”
贺子珍并没有在意她的威胁，也没把这些事当回事。
但是她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几天后的下午，家中闯进来一群穿着白大褂的壮汉，他们拉扯着贺子珍，还有一位面露不善的医生，装模作样地给贺子珍检查一番。
然后宣布：“这个女人可能疯了，她可能是个精神病人，需要送进精神病院。”
贺子珍感到非常惊讶，她努力挣扎着说：“你们放开我，我没病，我真的没事！”
不过那群人硬是拉扯着贺子珍，把她往车上拉，她怎么反抗也没用。
贺子珍哭着恳求：“你们放了我吧，我真的没病，家里还有女儿要照顾。我的女儿娇娇还在生病！”
可是没人理她，她就这样进了精神病院。
“啊啊啊啊！”贺子珍在南昌阁楼里被噩梦惊醒，大口地呼吸着。她艰难地伸出手，擦了擦脸上的汗。
二十多年过去了，她还是记得那七年在精神病院里的非人折磨，每当午夜梦回时，她都会害怕地惊醒。直到看到那苍老枯木般的手掌，她才慢慢地回过神来。
在中国的南昌，她和女儿从苏联回来已经有二十多年了。
每当想起那段艰难的日子，她总是感到呼吸困难。在那个狭小昏暗的房间里，阳光似乎从不造访。
每天他们都不得不吞下许多药丸，而一旦他们表现出抗拒，就会被注射大量的精神药物。
她并没有生病，却被迫服用大量精神类药物，很多时候，她连自己是何时入睡、何时醒来都记不清了。
她经常搞不清日子，整天昏昏沉沉的，渐渐地感觉自己的精神越来越差，连记忆也开始变得模糊了。
这个老问题，即使回国后修养了很多年，偶尔还是会发作。
当初，苏联那段难过的日子，持续了七年。那七年里，每一天都像是在煎熬。
如果不是后来的战友王稼祥前往苏联打听她的消息并成功将她救出，她或许至今还无法回到故乡！
贺子珍倒了杯水一饮而尽，然后疲惫地坐在床边。
她突然想起了庐山那次和毛泽东重逢的场景，当时她激动得不得了。
她想告诉他好多话，比如自己的不开心、遭遇的困难和后悔的事情。
各种情感在心里翻涌，无数话语堵在嘴边，紧握着手，泪眼相对，最后只能沉默无言。
井冈山的相濡以沫，长征路上的互相扶持，十年的风雨霜雪，竟然在一宿之间就变得陌路难逢。
累累的伤痕让贺子珍逐渐偏离了人生的轨道，不再勇敢，不再洒脱。
这对夫妇，一个像傍晚的月亮，一个像早晨的太阳。月亮在深夜出现，太阳则在白天高挂，这辈子恐怕很难相见了。
她心里总是忍不住思念，思念那个熟悉的人，思念自己的女儿。她抬起头看向北方，眼神里满是期待和渴望。
她一直梦想着去北京，这个愿望像是一颗种子，在她心中生根发芽，伴随了她二十多年。
尽管她的每一份申请都原封不动地被退回，每次的期待也都落空了。但她从未放弃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，她仍然渴望亲眼见到。
1979年9月，她终于接到通知，三天后可以和女儿一起去北京。
贺子珍摸了摸自己花白的鬓角，眼睛里充满了激动的泪水。她终于能够去到那个一直心心念念的地方了。
现在，毛泽东同志已经去世三年了。
她这一辈子经历了不少坎坷，日子过得挺不容易。但好在，她晚年最大的心愿终于在那一刻实现了。
那天，她坐着轮椅，被女儿和女婿陪着来到了毛主席纪念堂的瞻仰厅。她看着升降机缓缓托起沉重的水晶棺，握紧手中的白绢，激动得有些颤抖。
这时，他又一次出现在贺子珍的眼前。
他就像在沉睡，无论周围发生什么，他都保持着那份宁静和安详。
贺子珍强忍着内心的悲伤，她答应女儿，在会堂里不能哭，无论如何都不能掉眼泪。
每当泪珠一滴一滴地滴在白布上，她依然拼命忍住，不让哭声流露出来。
不知不觉间，她望着眼前的人，仿佛又回到了三十多年前的初次相遇。那时，井冈山上，一个年轻的姑娘遇见了一位满怀理想的革命者。
他拉着那姑娘的手，咧嘴一笑：“小妹妹，以后咱们一起并肩作战，好不好？”
往事还在，但旧友已离去。这一别或许再无相见之日，心中那份痛楚如同烈火般蔓延开来。
贺子珍旁边站着的女儿娇娇，已经变成了一个妇人模样。
李敏看着母亲默默地流下眼泪，她想上前安慰，但最终还是把手放下了。
李敏没法完全理解妈妈心中的悲伤，但她清楚妈妈一直深爱着爸爸，这份爱从未改变。
就像父亲一直很爱着母亲，从没有忘记。
他们之间相隔的东西太多了，他们不仅仅是属于个人和对方的，还属于人民和国家。
他们的感情负担太重，总是在不知不觉中伤透了对方。即使时间过去很久，那些伤口还在隐隐作痛。
然而，李敏回想起三年前，父亲在病床上去世的时候，他已经虚弱得说不出话了。
